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收藏市場上有人開始炒作名為“文革壺“的紫砂壺，據說其特征，一為沒有燒到溫度的普通紫泥.二是做工極其粗糙.甚至口頸處還有用刀痕跡，三是裝飾為領袖頭像或陶刻革命詩詞等。時至今日，還有人在作這一過氣文章，繼續做欲蓋彌彰的事。
首先“文革壺”的時間概念不清。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文革”有十年之長.那么.從時間的跨度上，如何界定“文革壺”與非“文革”壺?“文革”十年期間生產的紫砂壺，算不算“文革壺”?如果算，十傘文革”期間發行的所有郵票和生產的瓷器，是不是也應照此算作“文革郵票”和“文革瓷器”?從沒有停工停產的宜興紫砂工藝廠，在這十年期間至少也生產了數十萬計的茶壺，它們都是“文革壺”?果如是，這么多的茶壺、郵票、瓷品能否都具備超過本身價值的特殊的價值?如果“文革壺”是指從1966年“文革”開始的最早幾年.那又具體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紫砂壺的生產沒有年限的印記，不像書畫作品有時間款識，又何以具體認定年限?
其次，就質量而言，作為當時宜興唯一的紫砂生產企業，“文革”開始后，紫砂工藝廠的整體生產并未受到影響，半成品質量檢驗制度沒有被沖掉，成型工人制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仍要送到半成品庫一件一件驗收，茶壺成型的質量基本沒有下降，何來粗制濫造之作?
倒是“文革”開始后，強調為工農兵服務。除設計制作參展作品外，全廠上下不管手藝高低。藝人們無一例外地都投人到面向大眾的產品生產中去，其中就包含了很多現今高級工藝師甚至是工藝美術大師的作品，如已故大師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時間里做過近百把‘矮竹鼓”商品壺。顧景舟、高海庚、徐漢棠等名藝人還經常為產品打樣，提供制作模型的母模，以及審定生產造型的母模。應該說：“文革”期間，紫砂工藝廠倒是出現了特別的產品現象，即生產產品的品種檔次低、價格便宜，但造型特別，生產總體水平沒有下降，一些普通的商品壺為名藝人所作。
第三，“文革”期間紫砂茶壺和蓋杯的陶刻裝飾有所變化，所用銘文，改變過去常用的唐詩宋詞等古典名句，一度襲用毛主席詩詞、語錄或歌曲中的句子，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因為涉及政治口號，都陶刻得非常認真、精美，而絕不馬虎草率。
第四，就紫砂壺的品種而言，“文革”期間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工廠生產的茶壺品種大體有:竹段、竹鼓、竹鼎、高梅花、矮梅花、上合梅、蓮子、菊珠、魚化龍、壽星、洋桶、龍蛋、盤底等。茶壺底印則統一為‘中國宜興”四字，茶壺蓋內多有木質楷書印章，有名而無姓，如‘金風”“洪英”“順英”“碧芳”等等。因為“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要求，一些茶壺名稱有所變更，如魚化龍壺改叫魚龍壺，壽星壺改叫圓形壺，洋桶壺改叫直形壺，龍蛋壺改叫蛋形壺等。舉例來說，壽星壺，因有1-4號規格，分稱海壽星、放壽星、中壽星、小壽星，壺蓋上有長方形楷書木章‘壽星壺”字樣。“文革”改名后，則分稱1號圓形壺、2號圓形壺、3號圓形壺、4號圓形壺，壺蓋上楷書印章為“圓形壺”。洋桶壺的情況一如壽星壺，壺蓋上易名為楷書長方形木章“直型壺”。如此等等。
綜述，“文革壺”是一個炒作概念，不具有經濟價值的特殊意義，也不具有特別的收藏意義。目前市場上的所謂“文革壺”，大都制作粗俗、草率，搬用頭像，以此來強化它的“革命”意義，其結果與時代的實際情況大相徑庭。認真一點說，炒作者實際是紫砂的門外漢。紫砂茶壺的價值在于它的工藝水平，而不在于附庸其間的政治涵義，甚至不完全在于它的歷史價值，所以現在紫砂壺大師們的高水平的作品，往往比歷史作品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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