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時，史料中關于茶葉的不多，因此略去不談。兩漢時，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出現了一些關于茶的專門介紹和記載，例如《爾雅》和《說文解字》之類字書以及一些醫藥著作和筆記小說。自漢代，我國的茶葉進入了有文字可據的信史時代，《爾雅》中有“苦荼”的釋文。這使得我國成為世界上最早有茶的町靠和直接記載的GJ。

兩漢茶業的范圍廣大。陸羽《茶經》列舉了四個漢代茶人“漢，仙人丹丘子、黃山君，司馬文園令相如，揚執戟雄”。司馬相如和揚雄，為西漢蜀郡成都人，而丹丘子和黃山君一寓浙東，一居皖南。而《漢書·地理志》也記載兩漢時今湖南有一地名“荼陵”（今茶陵）的地名，陸羽在《茶經》引《茶陵圖經》說“陵谷生茶茗焉”。這表明茶的生產和飲用已經從巴蜀經荊楚一直傳播到了長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帶。

兩漢時，除了南方茶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和傳播外，據推測在這四百多年間可能也會有少量茶葉流傳到北方，可惜這方面的文字記載很缺乏，比如關于宮廷飲茶的情況，能找到的現在只有《趙飛燕別傳》中所寫的趙飛燕夢見先帝“賜吾坐，命進茶”這樣一句，不過這部后人編寫的小說，是不足以作為信史來引用的。

從兩漢不多的有關茶的歷史資料來看，此時，我國茶葉生產、飲用和茶業的中心，仍是巴蜀，這一點可以從神爵三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訂立的《僮約》來得到證明。王褒在這份詳細規定勞務的契約中寫有“烹荼盡具”和“武陽買荼”兩句。

很明顯，茶業重要產區和茶市的形成，標志著飲茶和茶業的發展。漢代飲茶和茶業雖然獲得一定的發展，然而從司馬相如的《凡將篇》來看，茶（蘚詫）仍然被列為藥物，可見漢代茶的飲用，還保留這早期藥用的一些原始性狀，這說明漢代還處于我國茶的早期飲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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