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新自由主義風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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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4-06-13
新自由主義是導致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義提倡“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無一不是美國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基本主張。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影響的長期性，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和弊端，已呈現“落花流水春去也”的頹勢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李文（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法國經濟學家、巴黎第十三大學教授）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葉甫蓋尼·阿弗德庫申（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
朱安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尼·安德魯（巴西利亞大學市場監管研究中心教授）
戴維·弗萊舍（巴西利亞大學國際關系教授）
在經濟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將對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推崇推向極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而盛極一時
王義桅：作為一種思想流派，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取代古典自由主義的放任自流，本身是經濟學的一大進步。但發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將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推向政策層面，新自由主義受到冷落。20世紀70年代末，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轉變，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和失業增加三位一體式“滯脹”纏繞著資本主義世界，凱恩斯主義陷入困境，新自由主義受到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的追捧，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可用“三個三”概括：以“三論”——人性自私論、私有制永恒論和市場萬能論為理論基石；以“三反”——反社會主義、反公有制、反國家干預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為政策主張。
在經濟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讓社會裹足不前，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給所有的人都強加一個標準”。二是私有化，在他們看來，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從而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三是市場化，認為離開了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
在政治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認為“當集體化的范圍擴大了之后，‘經濟’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二是否定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集權主義思想的悲劇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以毀滅理性而告終，因為它誤解了理性成長所依據的那個過程”，因此，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國家干預，認為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
在戰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和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經濟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上世紀90年代，總部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將這些政策主張向全世界大力推廣，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用于指導拉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調整與改革，新自由主義進入其發展的巔峰期。
李文：新自由主義獲得興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迎合了國際壟斷資本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30多年來，它盛行于英美等發達國家，成為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識。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新自由主義更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其核心內容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無一不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基本主張。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也是一種政治主張，它在金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提倡通過自由競爭刺激市場，反對國家干預，主張公共企業私有化。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促使新自由主義復興的根本原因，一是壟斷資本引導和掌控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信息技術為跨國公司及其利潤服務，并在全球范圍內壟斷信息分享，國有公共企業卻被排斥在外；二是面對70年代初以來的系統性經濟危機和公共開支的無序攀升，資本瘋狂追逐高額利潤回報；三是在世界范圍內，保守主義思想和右傾思想上升，社會主義陣營大大縮小。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是“自由雞舍里的自由狐貍”，這一自由的結果是公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勞動者對企業和經濟的管理權被排斥。
由于推崇新自由主義，拉美經歷了“失去的10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非洲經濟增長大幅下降，美國遭遇次貸危機，歐洲至今仍未完全擺脫債務危機的影響
孔誥烽：美國的里根政府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都主張對金融市場放松管制，鼓勵自由貿易，并削減社會福利開支。許多人認為，這些政策是導致美英兩國和其他采取同樣政策的國家出現收入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還有人批評放松管制政策是增加金融市場不穩定性、擴大金融市場泡沫，并最終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
王義桅：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不僅使西方發達國家深陷危機，也使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或延緩。
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在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壓力下，推進貿易自由化，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實行大規模私有化，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導致國家經濟嚴重衰退。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國家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8%，被稱為“失去的10年”。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下，1997年泰國等亞洲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大批銀行倒閉，國際儲備下降，貨幣貶值，生產衰退。
非洲實施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的結果同樣糟糕。在20世紀最后20年，整個非洲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較此前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20世紀90年代，非洲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是呈負增長，為－0.2%。新自由主義的推行使“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導致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
李文：20世紀初，阿根廷曾位居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第六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當時美國水平的80％。但自1976年開始，該國在“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一體化”觀念的指導下，持續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20世紀末飽受“經濟災難”：經濟負增長，高達1500億美元的外債無力償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降至2100美元，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新自由主義在實踐過程中也給資本主義世界造成沉重打擊。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許多西方國家深陷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多重危機。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高企、貧困人口激增、罷工運動和諸如“占領華爾街”等各種游行抗議活動此起彼伏，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飽受詬病。
朱安東：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自2008年全面爆發以來，已經持續了近6年，雖然有國際機構宣稱發達國家經濟開始有所好轉，但世界經濟仍未恢復到危機前的增長軌道。新自由主義是導致本輪危機的重要原因。或者說，這次危機是新自由主義模式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
新自由主義雖然確實在部分國家解決了高通貨膨脹和利潤率下降等問題，但代價是沉重的，其泛濫給許多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并最終導致了最近一輪全球金融危機。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被迫采納新自由主義政策后，經濟衰退、貧富分化、社會動蕩隨之而來。蘇東劇變發生后，該區域一些國家迅速全面推行了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其后果是嚴重的經濟衰退、人口災難和民族資本被剝奪。
雖然以美國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仍然掌控著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新自由主義仍然霸占著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是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普通大眾中，新自由主義已經風光不再，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民眾開始質疑其合理性和合法性。
葉甫蓋尼·阿弗德庫申：俄羅斯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教訓有切身體會。在蘇聯解體后的上世紀90年代前期，俄羅斯一批歐美理論經濟學家在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具體內容包括價格自由化、國有資產私有化、財政穩定化等。由于急于求成，忽視國情，過分強調私有化，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國有資產被大規模侵吞等極其嚴重的后果。時至今日，很多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俄羅斯人仍對西式經濟理論心有余悸，認為不應該實施“休克療法”。在我看來，所謂完美的市場競爭只是一個理想狀態，實際上，市場中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意外情況，甚至是惡性競爭，如果缺乏國家的宏觀指導和管理，很容易重現俄羅斯曾經的“寡頭”遍地的情況。
曾被冠以“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的三大弊端：自由調節的危險性、群體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對稱性
王義桅：新自由主義、壟斷資本國際擴張同經濟全球化緊密交織在一起，頗具迷惑性。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導致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最深刻的根源。首先，金融危機與長期以來倡導的不加約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以及由此導致的過度消費、過度投機，最終導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實體經濟遭殃。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認為私有化必然能夠帶來自由民主和經濟效率。但是，純粹私有化與市場化結合，必然會導致過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私有化不僅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兩極化，而且也導致生產和交易的盲目主義和無序競爭。
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面對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和過度負債，發展中國家的過度儲蓄和過度投資，貌似“貿易平衡”，實則不然。所以，危機愈是繼續，愈是有“危”無“機”，我們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創新”背后的貪婪和無節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團暗中操縱金融機構的骯臟和殘忍，感受到純粹強調經濟私有化的荒謬和偽善，感受到全球化擴散機制使得危機蔓延更快、破壞性更強的險惡，同時也就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產業分工和價值鏈分工所造成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衡和分配不公。
李文：任何國家的發展都要符合自身的邏輯，須在自己歷史的延長線上前進，都是繼承與創新的結合。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國際社會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地位，在許多人眼里，美國的成功主要在于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充分實踐。新自由主義的推行還曾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度重新煥發活力，繼續保持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相對較強的國際地位。因而，新自由主義曾被冠以“醫治經濟痼疾的萬應靈丹”的美名。
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影響的長期性，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的三大弊端：自由調節的危險性、群體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對稱性。西方國家私有化浪潮不斷高漲，社會福利大幅削減，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經濟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續提高，其結果必然是無限放大了市場失靈的風險；當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個體都在無限制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往往會滋生從眾心理和恐慌心理，導致群體理性的嚴重喪失；在這樣的情景下，所謂的自由，必然蛻變為富人貪婪掠奪財富的特權和窮人無底線的犧牲。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研究表明，目前，號稱最自由、最民主的美國，最上層1%的人，每年拿走將近25%的國民收入，若以財富而不是收入看，則他們控制了40%的財富，而在25年前，這兩個數字則分別是12%和33%。
朱安東：從全球范圍來看，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一步激化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各種矛盾。由于取消了對資本的限制，資本對勞工和政府的談判能力大幅提高，在絕大部分國家出現了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貧富分化加劇的現象，有效需求不足這個資本主義的痼疾在全球范圍內加劇。而金融泡沫帶來的大量投資導致全球性的生產能力過剩，為經濟增長緩慢以及經濟危機的爆發奠定了基礎。同時，實體經濟領域剩余價值實現的困難為經濟金融化提供了動力，大量資本進入到金融市場。在不斷壯大的金融資本的推動下，政府解除了對金融市場的許多監管，金融資本急劇膨脹，金融投機惡性發展，金融風險不斷積累，金融危機不斷發生。30多年來，每次危機都成了美國政府及其所主導的國際機構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機會，導致在實體經濟中剩余價值實現的困難不斷加大，而金融投機、金融欺詐的規模和金融風險不斷積累，最終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并迅速發展成全球性經濟危機。
在危機爆發時，西方國家政府用公共資金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金融資本和大的產業資本，西方主要國家的階級力量對比未能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國際壟斷資本仍然牢牢控制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在這一大背景下，人們發現，西方國家除了在危機爆發初期采取了少量有利于勞工的政策以及略為增加了一些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外，基本政策導向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的，有學者把這個現象叫做“以新自由主義挽救新自由主義”。這些國家所采取的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貨幣政策主要維護的是金融資本的利益，并未達到向實體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目的，從其效果來說，最多可以算是“揚湯止沸”。它們所采取的財政緊縮政策惡化了廣大民眾的生存處境，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說是“飲鴆止渴”。以美國為例，自危機爆發后，新增收入的95%被最富有的1%的人所攫取。如果不計資本收益，這些人2012年在全社會總收入中的份額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達到19.34%，僅次于1928年的19.60%。總體來看，這些政策不僅沒有緩解導致危機的矛盾，反倒加深了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同時金融投機和金融風險進一步發展。
尼·安德魯：新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市場的作用，也造成了其本身的局限性。如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機構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賬戶，讓資本自由進出。由于這些國家缺乏完善的監管機制，同時資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掛鉤的匯率體制，于是導致投機現象的出現，而且造成持續的金融動蕩。此外，新自由主義容易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嚴重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質量。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自由，就是可以不顧一切地解雇的自由。一個國家越是實踐這一自由學說，就會失去越多的民主權利，遭受金融資本的專制統治。債務危機就是新自由主義對歐洲造成的破壞。
戴維·弗萊舍：經驗表明，不能完全照搬新自由主義。以巴西為例，目前巴西政府開始將港口、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交由私營部門去建設和運營，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政府公共部門的負擔，同時充分發揮了私營經濟體的靈活性。此外，巴西電信市場分散經營、效率低下，對此政府立法加強監管，同時兼顧市場自由，最終迎來了巴西電信業的春天。事實證明，一味推行新自由主義是站不住腳的。
（本文章摘自6月3日《人民日報》 作者：吳樂珺 王芳 謝亞宏 等）